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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训练月(全节)2013.5.16.中心训练月教育之人教育成才资讯

来源:湖州新闻网    时间:201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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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素养教育”的制度举措
   第五节 中心训练月 
 

     

中国哲学家张载说:“学所以为人”;外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人是靠教育而成”;陶龛学校主持人 罗辀重说:教育就是“教人做人”。    “教人做人”,不光是要让人懂得“做人”(做“血性”之人和为什么要做“血性”之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要教人去实践做“血性”之人,就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实际的活动中训练”(1947年12月18日《陶龛旬报》“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使之成为习惯,成为素养。为此,罗辀重在自己管理的陶龛学校特意创设了“中心教学旬”和“中心训练月”两项制度。 
       如果说罗辀重设立“中心教学旬”制度,主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那么他设立的“中心训练月”制度,则主在“实际的活动中训练”;如果说:“培养”,主要是教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的话,那么“训练”,主要就是实践“做人”,做“血性”之人。        罗辀重有一个外甥孙,立志学习他的祖辈,2010年到美国留学,研究教育学。2011年,我在他的《教育合众国》的博客上,看到他写的一篇《哭泣的老教授》,很有感触。文章写道:     那位老教授给学生放了一段1970年的视频。那段视频,是当时一个社区学院的黑人学生和学校心理咨询顾问之间的一段对话。学生想在毕业后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但并无相关的学业背景(他有体育的特长),于是问这个咨询师应该如何做。这个咨询师低头翻了翻材料(估计是学生的档案或简历一类),很不经意地轻叹了一口气(类似于我们平时做出回应之前的“呃……”,只不过句末有清音的吐气),然后说:“是这样的,你首先需要拿一个本州的咨询师认证,并且需要一个硕士学位,然后还需要……”。在这整段话的末句结尾处,咨询师又有一个不大明显的连着语句顺带而出的笑声。之后,那个黑人学生的表情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他一声不吭地站起来,然后走出了镜头之外。 
    老教授停住视频,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情况是,这个黑人学生说什么也不肯继续对话了,他一直反复地说:“他侮辱了我,他侮辱了我……(insult)” 
    沉默了一会儿,教授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个侮辱是怎么发生的吗? 
    大家都说:是那声叹气和那个笑声。 
    教授说:是的,但更关键的是,当我们事后再访谈这个咨询师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位学生。在与他一起回顾录像的过程中,他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个叹气和那个笑声,而他之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又一阵沉默后,教授继续说:“在我整个民族志研究生涯里,这样的‘不经意’无数次地出现;如今,距离这个视频的拍摄时间已经有40年过去了,但这样的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ized racism)仍然每天在发生着;我40多年的工作即将结束(他将在这个夏天退休),但我悲哀地发现,我的努力是失败的,我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没有改变哪怕一点点……” 
    老教授长久地沉默,教室里安静得很。最后,他说:“现在只能靠你们了,这条路该由你们接着走下去了……”说到这儿,这个年迈的教授(80来岁),这个从西北、哈佛、宾大到加大一路叱咤风云的学术巨擘,这个从音乐学转到人类学又转到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天才,这个我们学生眼中的大明星和幽默而慈祥的老爷爷,竟然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个老教授的哭泣,的确令人感动,更发人深思。为什么几十年来,致力告知人们“种族歧视”不对,却总是“不经意”发生着“种族歧视”的事情?正如罗辀重在《智育及其他》一文中所说:“为什么有些人明知汉奸做不得,而竟做了呢”?“就是缺少素养(平日的修养)呀”。素养,也可以说就是习惯。 
    在陶龛学校不远处的茶元乡,有个遂初园。它是晚清陕西巡抚刘蓉晚年居宅,建于同治三年(1864),有三进五厅,正厅悬挂曾国藩手书的“强毅宏通”匾额,大门书写“治生宜耕凿,守拙归田园”的对联。园内有藏古字画的迎萱馆,藏书的绎礼堂,还有玩象阁,师古斋等建筑。屋的右边是养晦堂,为刘蓉的书斋。刘蓉少时常读书于此,并在此写下著名的《习惯说》一文: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苦踬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后蓉复履其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噫!习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履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久,则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刘蓉与罗辀重的祖父罗信南曾同为湘军将领,都是文人。罗辀重小时就读过刘蓉的《习惯说》。刘蓉的《习惯说》不过两百来字,却具体而又形象地阐明了人的“习惯”需要“既久”的历练才能养成,而养成了的“习惯”又可“久而”历练改变之。罗辀重对此心领神会,他在1936年发表的《师范教育放言》中说:“古人所谓‘节操’,是经过长期的素养的,决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犹之乎空防练习,假使不经过多次之训练,一旦天空发现掷弹飞机,而欲其不惊谎骇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近人常责国人在这样空前困难的时期,而没有一个‘甘为国死’的,实则在平日即无素养,一旦要他为国效命,岂非强人所难?这就有赖于学校的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人不愿意当兵上前线抗日,一些被抓壮丁送去前线的,又有不少当逃兵而遭处决。罗辀重对此非常痛心。他认为这些“逃兵”只是因为平日无“为国效命”的素养,实不宜这么简单地“处决”了事。于是,他一边主持陶龛学校校政,一边投身驻在湘中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担任军法处长。他当军法处长后,所有逃兵无一人被天津专看癫痫医院处决,都经他专门“训练”后重上抗日前线。这些经过罗辀重训练后重上战场的士兵,特别勇敢。 
    陶龛学校附近的启明学校主持人柳止一,与罗辀重熟知。他对罗辀重“一生一世不做官,一心一意办陶龛”,非常敬佩。可罗辀重竟然当起了军法处长,这个官可不少呵,柳止一很不理解。有一次,罗辀重随七十三军军长彭位仁从新化到娄底,柳止一带领启明学校师生去欢迎。他见罗辀重一身布军衣,横皮带,穿草鞋,精神奕奕,便上前与他握手,并话中有话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从军抗战,真了不起呵!” 罗辀重笑着回答说:“我是无可奈何呵!如果大家都不动,坐等抗战胜利,那我们就会死无葬地呵!”听了这话,柳止一明白了:他哪里是去当官,他同样是在办学,搞教育呀! 
    与罗辀重同时代的叶圣陶先生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就是培养习惯。” 这    个“习惯”,也可以说,就是“素养”。教育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做人的各种良好习惯(“素养”),“习成若性生也”(邵陵佘氏“家训”),成为“血性”之人。学校就是培养“血性之人”的各种良好习惯(“素养”)的的专门机构。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实验的素养教育中,特别重视“平时的训练”,让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习惯”,让教育者保持“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养成后,坚持继续“训练”,使师生终身养成并保持“良好的习惯”。他的“中心训练月”就是在养成学生“良好习惯”方面,而与“中心教学旬”相配合的重要制度和举措。 
    与“中心教学旬”一样,每个“中心训练月”都要围绕和突出一个具体的中心训练内容。这个中心训练内容,由学校主持人根据学校素养教育教学实际需要提出,既有针对性,又有时代性。它不是以学校德、智、体、美、群五育课程中的什么国语、英语、作文和绘画、唱歌等的某科目的训练为中心,而是以做人所必须具有的某种具体素质内容为训练中心;它不仅要体现在德、智、体、美、群五育课程某一学科的教学训练中,而且其他学科的训练均与之渗透、相连。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实施的中心训练月的训练内容,主要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公民训练教育”。陶龛学校按照“血性”素养教育的需要,自编有《公民训练教材》,也叫《抗建教材》,不但有有关思想道德的“礼义廉耻”等训练内容,也有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训练内容。这些教材,有许多是罗辀重本人编写的,大都还没有编入《罗辀重文集》。 
    1940年3月,罗辀重为陶龛学校“礼”的中心教学旬编写有《新生活的礼与新生活的食》。1942年11月,罗辀重又为陶龛学校的“礼义廉耻”中心训练月编写了《孝?不孝?廉?不廉?》。     《孝?不孝?廉?不廉?》这篇教材,首先讲了两个古人的故事。 
    一个是“三国时代陆绩,小时候到舅父家去。舅父给他桔子吃。他尝着桔子的味道很好,就暗暗地藏了3个在袖子里,等到临行时向舅父辞行作揖,桔子从袖内滚了出来。舅父戏说:‘你来作客,怎么做起偷儿来了?’陆绩说:‘我因桔子好吃,所以想带两个给母亲去吃。’他舅父当然不怪他,而且称赞他有孝心”; 
    另一个是“晋朝大臣陶侃,家里原是很穷的。赖有贤母湛氏,纺织度日。后来陶侃做了浔阳县令,常常挂念着他母亲在家的苦况,就贮藏些咸鱼,写了一封家信,打发人送回家去,献给母亲下饭。这可说是做儿子表示一点孝心。不料,当他母亲接到的时候,却大不以为然,立即回信说‘你把官家的东西给我享用,不但不能使我欢喜,反增加了我的忧虑’,并把咸鱼一起退了回去。陶侃戮力中原,成为时代伟人,大家都说是廉洁的贤母教出来的”。 
    教材最后说:“小朋友们,我们要孝敬父母,原是对的。但用‘无礼’、‘不廉’的方法去取得一些东西孝敬父母,这就是大大的不对。一个人做了不对的事,人家一定要怪他母教不严,甚至要骂他的娘,那不反而使父母伤心,反而是不孝了么?所以,陆绩想要把桔子给母亲吃,尽可光明正大的向舅父说明,何必偷偷摸摸?陶侃想要安慰母亲,只要为国建立大功就好了,何能把公家的东西作私用?”     罗辀重编写《孝?不孝?廉?不廉?》这样一篇“公训”教材,说明他不是把“孝”和“廉”作为一种简单的技能来加以培训,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来加以熏陶。     人们常说:“父慈子孝”。这“父慈”,除了父母对于子女的舐犊之情的“投桃”外,还包含父母以正直、善良、勤劳、质朴的优良品德影响子女;这“子孝”,不仅是子女对父母舐犊之情的“报李”,而且是子女对父母优良品德的传承和发扬。所以,自古以来“孝”与“敬”是连在一起的。要“子孝”,首先得“父慈”。子女为什么尊敬父母?就是因为父母所作所为值得尊敬。当然,也有把“孝”与“顺”连在一起的,但“顺”你的也得是你有可“敬”之处。罗辀重关于“孝”的训练,不仅是父母与子女进行“投桃报李”的训练,而且是对隔代人之间关系调谐理念的熏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人之为人,要各尽其责,各有各的样子。做父母的必须要有做父母的样,尽父母之责;做子女的必须要有做子女的样,尽子女之责;你的能力与成就可以是平凡的,但你不能缺乏正直、善良、勤劳、质朴等人类共有的道德品质。做父母的不能把养孩子如同养宠物,只是极力满足孩子的生理需要,而忽略孩子成长的精神引导,对孩子溺爱、放纵,或者专横跋扈,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其结果,只能是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做子女的也不能把养父母,如同养动物,只管满足其吃用,而不管父母的精神需求,或者用自己的“不廉”所得来“孝敬”父母,其结果既损了自己,也损了父母。     罗辀重实施的“学校家庭化”,为“隔代人关系调谐”的训练作出了示范。学校教职员工以“为学生父母服务为天职”,凡学生父母们“所需要做的”,他们“当尽可能一一做到”(《罗辀重文集》p168);学生初离家庭,开始难免“心慌”,学校则“用种种方法安慰,只需最短的时间,即成习惯”(《罗辀重文集》p123);学校劝说富裕家庭的父母不让子女带保姆、佣人入学,以养成“自立”“自强”的好习惯;学校劝说家长“不另给零用钱给学生”,以免养成“浪费好吃之恶习”;学校教育学生关心、体贴父母,20世纪早期即在中国偏僻的乡村推广西方才有的“母亲节”、“父亲节”;学校还引导学生规劝嗜赌的家长戒赌、有“家暴”的家长“讲理”;等等。     总之,“隔代人”都是人,必须相互“当作人”。父母对儿女,从小就要把他们当人,如果不把他们当人,他们大了,就做不了人;儿女也要把父母当人,如果不把他们当人,那么自己也就不是人了。是人,就不可能一辈子从不犯错。父母不光是设法让儿女吃好穿好,而且总是乐于为儿女们做错事、做傻事、做蠢事,收拾烂摊子;儿女们奉养父母,同样不光是要让他们癫痫病频繁发作是怎么回事呢吃好穿好,也要乐为父母收拾烂摊子。 
    罗辀重还把这种“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孝”的训练,扩展到学校的“老师”与“学生”之间,以及社会上的“长辈”与“晚辈”之间。学校经常召开“母姊会”、“父兄会”、“敬老会”,倡导和训练“尊老爱幼”;每到节日,特别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学生们都会自动进厨房各尽所能弄饭菜,让工友们好好休息;《陶龛年鉴》记载:1941年,“女教师屈成惠先生积劳病故于校,举行公葬”。     在“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爱护学生”的公民训练中,罗辀重要求老师们改变一种旧的“不良习惯”,就是老师总是高高地站着,居高临下地与年幼矮小的学生对话。他提倡老师躬身或一只脚跪地,平等地与学生对话。开始,老师们不习惯,学生们也不习惯,家长们则大多是看希奇。久而久之,师生们习惯了,师生关系更融洽了;有的家长也学样,跪着与子女对话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更加和谐了。 
    也许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国人不注重培养自己的“良好习惯”,却养成了许多“不良”的习惯,从而有些人对别人的“良好习惯”反而看不惯。 2    011年,美国新的驻华大使骆家辉走马上任。他坐的飞机是经济仓而不是商务头等仓,下飞机后,又是自己打的而不是前呼后拥的专车接到大使馆。之后,他又让自己的孩子上普通的打工子弟学校,还跪着与孩子们对话。这本是骆大使的良好习惯,我们却有记者报道讽刺美国“很穷”,没有钱坐“头等仓”,还有人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说骆大使别有用心,“想用此分化中国”。骆大使回应说:这些作者“可能习惯了许永迈(曾任中国杭州市副市长,被称为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许三多出门有5辆警车开道的阵势,习惯了领导开车撞倒他们扬长而去,习惯了领导睡90位女人的淫荡,尽管其中这些女人中很可能有他的亲戚。他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渐渐地,他们不习惯部级官员轻车简从了。也许被侮辱习惯了,他们不习惯被尊敬”。 
    骆大使的话,发人深思。我们今天有些国人到底是不是“被侮辱习惯了”,因而“不习惯被尊敬”呢?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每月都有一次月会。月会既与当月有关节日、纪念日结合,又与该月训练中心紧密结合。 
    1939年4至5月,陶龛学校先后有“亲爱”、“互助”、“合作”、“知耻”、“清洁”等中心教学旬,中心训练月则为“德月”。训练之后,经主任导师之考察及全班同学之公意,提出“最能”、“最不能”之名字来。“最能”的名单送事务室,在月会上公开奖励;“最不能”之名单则保留在班上,希望全班同学能用集体制裁力量,“使他改善而全班誊”(1939年5月18日《陶龛旬报》”。     1942年10月,陶龛有三个纪念节日,一是双十节武昌起义纪念,二是重九节,为隐士陶龛先生纪念,三是10月29日为驻藏参赞、陶龛学校创始人罗申田殉义纪念该月为“义”中心的训练月”,这三个纪念活动便做为三种“义”的纪念,与“义”的训练中心紧密结合了起来。     在“义”的中心训练月中,《陶龛旬报》连载了俄国著名童话家托尔斯泰讲的一个发人深思的长篇《义的故事》。 
    故事的梗概如下: 
    从前,乌兰镇有个叫亚克奢纳夫的好青年,不过有点好饮酒,但后经妻子劝说也不多饮了。     一天,他准备到尼乔尼伊市去做生意。妻子不准他去,说自己作了个恶梦。亚克说:“放心!我不喝酒就是,出不了什么事的。” 
    亚克在路途中碰到一个相熟的商人,相约在同一旅馆住宿。两人以茶代酒一番后,便各自回房睡觉了。亚克为了赶路,半夜结帐先走了,但不久他在一家旅馆早餐时,奇事发生了。 
    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抓住他,说他在所住的旅馆杀了一个商人,并从他的行李里搜出了一把血刀。于是,他就成了谋杀相熟商人,盗取3万卢布的罪犯。亚克有口莫辩,被判坐牢。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去看他,对他说:“你对我说实话,真的杀了人吗?”     亚克自得知连妻子也怀疑自己后,再也不求人搭救,只一心向神祈祷。因为,他觉得除了上帝,谁也不会明白这件事的真像。     亚克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足足度过了26年的苦工生活的时候,又来了一个60多岁的“无罪”囚犯。他叫马加尔,也是乌兰镇的,因急事未告知朋友便骑走了朋友的马,而被定为盗马贼。马加尔说他们镇还有个亚克,也是个“无罪”囚犯。马加尔还说:“其实自己年轻时干的那事,倒是早该到这里来了。”     亚克已料到杀死商人的就是马加尔,但他没有去告发。马加尔也猜到对方就是亚克,他便挖洞想逃狱。此事只有亚克知道是马加尔,但他也没有告发。     马加尔终于找到亚克,招供了自己的罪状:他杀了那个商人,还想杀亚克,因为听到门外有响声才没有动手,便把刀放在亚克的行李中,跑了。他求亚克赦了他,说只要看到亚克,自己比鞭笞更难受。他表示去自首,要求释放亚克回家。     亚克说:“不必了。妻子死了,儿子也早把我忘了!我回到哪里去?”     马加尔哭了,亚克也流泪了。     亚克说:“神叫我赦你!我的罪比你更深百信呢!”     亚克这样说后,心境立即平静起来,思家的悲伤也没有了。     《义的故事》连载完后,《陶龛旬报》在“刊后语”中说:“读者们,这篇长故事,在这里登完了。究竟哪个是义?哪里是义?请再总合看一看。”     是呵,“究竟哪个是义”?“哪里是义”呢?     做人的训练不是“非此即彼”那么机械;更不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么简单!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实施的“公民训练”中,特别重视的是“民主”的训练。     1948年8月3日,罗辀重在《湘乡民报》发表“划时代的教育”一文,专门谈学校的“民主修养”,也就是“民主训练”的问题。     罗辀重认为:民主不只是“一个政府形式”,更主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人民没有民主的生活方式”,即使有个“民主政府的形式”,“何来真正的民主?”     罗辀重指出:“民主的生活方式”,既是“一种生活—民主生活”,也是“一种态度—民主态度”。这种“民主的生活方式”是要“修养”的;我们要当“公民”,要当“现代人”,也就是要做“民主人”,“就得把民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学习民主的态度,实践民主的作风”。 
    罗辀重还指出:南宁到哪看癫痫病好“民主人”的培养,必须“靠各级学校实施民主的教育”。他说:“中国为什么到今日还缺少‘民主人’呢?就是因为今日以前的教育是士大夫教育,是教人升官发财的教育,是奴化教育,是为统治阶级造就工具的教育”,“这些教育是‘反民主’的教育”。 
    罗辀重对中国国情有深刻认识和反省,又曾受到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启发。他特别强调:“民主教育的重心,在教师”,中国学校的教师“当日所受的教育,是‘反民主’的,今日自己当了教师,自然是因袭从前的”,如果这样“积习相沿,遗传下去”,“中国将永远造不出‘民主人’来,永远不能民主,永远落伍,永远不能现代化”。     所以,陶龛学校的“民主”训练,首先就是使教师“先有民主的态度”,那就是教师必须放下“从前”的“身份”,认识自己“现在的身份”。从前,“不事生产的所谓‘读书人’(士),又名知识分子,也叫长衫阶级,包括教师在内,有一显著的毛病:即身份放不下来,耻与老百姓为伍;又以师道尊严,生怕失去了‘师格’,于是总要摆出一副架子来”;     现在,“世界变了”,“一切公教人员,自大总统以至乡保甲长,全是公众的仆人(公仆)”,“大中学校的教师,是青年的公仆”,“国民小学的教师是国民或儿童的公仆”,这些“公仆”,只能听命于众,受公众指挥,“以前高高在上者,今日是低低在下了”。 
    教师们有了以上的认识,才能有“向青年学习,向儿童学习,向老百姓学习”的民主态度,才会“肯拜人民与小孩为老师,才能把自己造成民主的教师”,从而使“打骂‘主人’,体罚‘主人’,使弟子服其劳等不合理的教育方式自然绝迹”。     教师们有了“民主的态度”,还要有“民主”的行动,那就是“给学生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二解放他的双手,三解放他的眼睛,四解放他的嘴巴,五解放他的空间,解放他的时间”。有了这样的“民主教师”的学校,才算得上是“民主学校”,才可能造就“民主人”。
     所谓“民主人”,其实就是“血性人”。其“血性”的修养(训练)体现在“民主”的训练(修养)中,最突出的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民主认识”的训练,即民主的根本是“仁”。罗辀重说:“仁者二人,即我之外而有第二人”(《五育价值重估》)。“仁”,是“民主”的根,是“民主”的本。这个“根本”,就是“要把人当人”,既“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人人平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民主人”懂得自己不会是“神”,也不会是“熊”,而是“人”,从而且且实实的养成“把自己当人”的良好习惯。他们不会让自己在弱者面前就成了老虎,成了狼,而在强者面前就成了绵羊,成了狗;他们帮助别人,指导别人,但不会无耻地嘲笑和愚弄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救世主”。 
    同样,“民主人”懂得别人也不会是“神”,更不会是“熊”,而是“人”,从而且且实实养成“把别人当人”的良好习惯。他们不会把强者当老虎,连屁股都不敢摸,却把弱者当鸡鸭,任己宰割;他们尊敬别人、学习别人,但不会狂热地崇拜和追随,更不会把别人当“救世主”。     如果一个人总是热衷地迷恋于让别人把自己当“神”、当“救星”,或者自己痴狂地崇拜别人为“神”、为“救星”,这样的人不可能是“民主人”。因为 他没有“把自己当人”,也没有“把别人当人”。 
    2000年,我在出版《教育之神罗輈重》一书时,有位陶龛校友、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专家,曾建议我不用“教育之神”做标题。他说:“輈师地下有知,是不会同意的。”可当时书已开印,难以更改。2005年,我在创办“万星楼”网站时,罗輈重的研究专栏,为了保持与原书名一致,仍标题为“教育之神研究”。不过,我的心一直不得安宁,特别是有人对我说“你研究的罗輈重素养教育好是好,就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之后,我最终下决心要将“罗輈重”名字之前的四个字,改动一个字,即将“教育之神”改为“教育之人”。2010年9月28日,万星楼网站“教育之神研究”专栏,正式更名为“教育之人研究”专栏。“罗輈重”是“人”,不是“神”;他的素养教育,凡是人,只要有心去做,有行动保证,就能做到。我的心从此得以宁静。 
     “民主人”“把人当人”,就只能讲“人性”,不能讲什么“阶级性”。诚如台湾龙应台先生所说:“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有句名言:“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的残酷”。这话“阶级性”很强,但操作起来挺麻烦,实际效果很糟糕。比如:我们发现有人冻饿在冰天雪地。如果我们讲“人性”,那好办,二话不说,“救人要紧”。如果我们坚持要讲“阶级性”,那我们就麻烦了,先得弄清他是“同志”还是“敌人”。当然,如果我们调查了解到他是“敌人”后,尽管他已经“冻饿”而死,我们仍可以“像严冬般的残酷”,说他“死的活该”,并再给他“踏上一脚”;但如果我们调查了解得知他是“同志”后,可就更麻烦了,他已经“冻饿”而死,我们再送“温暖”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很糟糕”呢?     有位伟人从“阶级性”出发,说过不少名言,但这些名言使他总是难以自圆其说,终成谎言,出尽洋相。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话“阶级性”特强,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伟人自己)言行一致地做到了。比如:敌人拥护“饿了吃饭”、“冷了加衣”,那么有多少人(包括伟人在内)加以反对了,并说到做到了:“饿了我们偏不吃饭”、“冷了我们偏不加衣”呢?又比如:当时被伟人认为是“头号敌人”的美帝国主义热衷制造原子弹,可伟人不但不加以反对,反而拼命地学习并制造出了原子弹,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如果我们不讲阶级性而讲人性,就不会出这种洋相了。是人就得吃饭,无论是“敌人”,还是“同志”;是人就得“造福人类”,而不能“祸害人类”。罗辀重在《双十、科学及其他》一文中说:科学研究要为人类服务,造福人类,而不能祸害人类。他“举原子为例:如以原子为‘弹’,则足够把全人类在瞬间消灭无余;如以原子为‘能’,把宇宙间那股热力变成比煤比汽油更珍贵的燃料,可使沙漠成绿州,变成医疗光线,可根除一切难治的病。同一原子,或为滔天大祸,或为人类洪福”。人类是要走“祸”路,还是要走“福”路呢,那就看要看人类是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还是高举“和谐共处”的血性大旗了。 第二个方面,是“民主行为”的训练”。民主行为的标志性的表现是凡事一要“讲理”,二要“讲礼”。关于“讲理”。罗辀重说:人是不可能单独生存在世界上的。“处世”即“处群”,“你如不愿处群,则唯有学鲁滨逊,赶快去寻一无人之岛”,也不能“忘记(经过数千百人之手造成的)一盒火柴”(《罗辀重文集》p228)。而凡是人,也都有个人的欲望、个人的利益期待满足内江羊羔疯治疗到哪家医院好,但满足的方式有不同。 1940年,陶龛学校自编的国语教材有一篇《创造?夺取?》,说:“满足欲望的方式有两种,一为创造,二为夺取。创造是以自然为对象,可以随心所欲,不但利己,并能利人;夺取是以人类为目标,终会打破脑壳,岂仅损人,且同时害己。”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教人做‘人’”,就是要做“现代化的‘集团生活’的社会团员”,(《罗辀重文集》p253)。这种“现代化的‘集团生活’的社会团员”,就是“民主人”。做为“民主人”,说话行事都必须讲“利己利人”的“创造”而不是“害人害己”的“夺取”这个“理”。     1943年4月,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公布了“民主人”行为的标准(摘自当时的桂林《大公报》):“衡己量人的尺度”(说话行事都必须“利人利己”,底线是“利己不损人”)。     这种“讲理”的训练,分三步做法,逐步而进,人人皆可做到。     第一步,从人本来是有“利己欲”的这个根性做起。凡每欲行事之先,先要问问自己:是否于自己有利?是否于他人有损?假如利己而不损人,便可行。这种“利己不损人”,是做“民主人”的底线。     第二步,凡每欲行事之先,要问是否于自己有利,是否与他人有利?假使这事利己而兼利人,更可行。那种“损己又损人”或者“损己却不利人”的话更不要去说;那种“损己又损人”或者“损己却不利人”的事更不要去做;“利己利人”,这是做“民主人”的基线。     最后,当一件事大有利于他人,而于自己有少损,就更要去做。这种损己利人的精神,就是牺牲,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这种牺牲,小自一杯白水救活一个路人,大至杀身成人。    这种“损己利人”,说到底,也是“利人利己”。何来“利己”?你的“牺牲”,换来了你“心灵的满足和慰籍”。     不“民主”的人,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利益)而损人(夺取)。他们不跟别人讲“理”,也不让别人讲“理”,而是依赖于身体、技术、设备、武器等,用一种激烈而强制性的力量(暴力),即武装的暴力(“打”)和语言的暴力(“骂”),对他人进行威胁,强制对方服从。罗辀重指出:这种“强迫的服从”是“屈服”;利用暴力强迫别人“屈服”的人是“无耻的”,面对暴力而甘于“屈服”的人也是“可耻的”(《罗辀重文集》p153-154)。     “民主人”面对暴力,不能是“屈服”,而是要“抗击”。但“抗击”决不是“以暴制暴”,主要方式还是“讲理”,“以理服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被迫暴力自卫“抗击”。     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主要是“打架骂娘”。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在处理学生“打骂”事件时,对于那种“先打先骂者无理,后打后骂者有理”的说法,一般都不予以支持,只要是“打了人”、“骂了人”,无论什么理由,无论先和后,都是不对的。这样做的结果,“讲理”渐成师生的习惯,成为“校风”;教师“打骂体罚”学生的现象绝迹了,学生中也很少发生“打架骂娘”的现象了。     关于“讲礼”。     罗辀重指出:做为现代化集团生活的“民主人”,“我不同情于暴力的屈服”,但“心悦诚服的”的“服从”还是“必要的”,“而且是互利的”,“是一种正当行为的表现”。他说:“在一个团体中,不能人人直接去负执行的责任,当然要举出一部分人来领导,来负责”,有的人“每每认为举出的人和我站在同等的地位,不愿受其指挥约束。以为受了他的指挥约束,便是屈辱(屈服之耻辱)。不过当他自己被举为负责人,遇到别人不听他的指挥时,又会冒起火来。我不愿服从人家,但愿人家服从我,这就是不能‘推已以及人’”。他还举例说:“前次美国大选,罗斯福和他的政敌威尔逊的票数几乎相等,罗斯福的票只多得一点,便3次当选大总统”,“依我国人心理,威尔逊应如何地恨罗斯福,并设法破坏他。但威氏完全不是那样的”,“仍旧服从罗氏,并作罗氏一员属官,丝毫不以为耻”。(《罗辀重文集》p153-154)。     服从,其实就是“讲礼”。这个“礼”就是现代化集团生活的的规矩和秩序。“讲礼”,就是要遵守这个“规矩”和“秩序”。     “讲礼”的训练,就是养成各种各样现代化集团生活所必须的良好规矩和良好秩序的习惯。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有个师生们自创的成语:“接拍”。其意就是“遵规矩”、“守秩序”。一旦有人可能会坏“规矩”、乱“秩序”时,就会有人大声提醒:“接拍”!这人立码就会中止其坏“规矩”、乱“秩序”的行为。     做客也训练规矩。1935年是国民政府规定的儿童年。陶龛学校从该年元旦日开始练习迎客做客的礼节。该年1月7日的《湘乡民报》报道说:“陶龛学校向以儿童本位之教育见称于时,现因国定艹四年为儿童年,于元旦日开始特组织儿童年筹备委员会,又为使学校家庭化,使儿童练习做客礼节起见,以儿童年龄为标准分为十家,如六七八岁的组荀灌娘家,十二岁的组甘罗家和加里波的家,十三岁的组冯行可家和黄向坚家……,因为那些古人都在那年纪的时候做了一番大事……”     陶龛学校的“规矩”,都是师生们根据集团生活的需要制定的。有很多“规矩”,并非成文制定,而是师们养成那些良好的习惯,于是也便成了“规矩”。陶龛学校学生吃饭是分班编席进行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学生大都是站立吃饭。抗战胜利后,都改为坐着吃饭。坐着吃饭就要有坐凳。1947年11月8日,《陶龛旬报》发表了61班朱令同学的一篇短文,说吃饭坐凳也形成了如下的“规矩”:     一、在未坐之先,要把凳摆好,如果凳不端正,就会妨碍同凳坐的人,及两边同桌的人的出进。     二、一条凳要坐两个人,所以一人只能坐在一半的地方,不要多占别人的地位。     三、坐下来,脚要落地,不要踏在凳的牵方上,因为牵方是不牢的。     四、坐时要把腰子挺直,不要弯着身子吃饭。     民主的生活方式,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现代化集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制定,一般都是对全体有益的,或者说对全体的长远利益是有益的。但有些规矩和秩序,也可能有时要损害到少数人的利益,那么多数人在要求少数人“服从”时,必须做到两条:一、对少数人可能被损害的利益加以补偿。二、决不能以“暴力”强迫少数人服从;诚如蔡定剑先生所说:民主,不但是要“避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同时也要“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也就是说,只有“多数人能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是真正的民主原则。     但愿我们今天的教育也能像20世纪早期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那样,能培养受教育者既“讲理”,又“讲礼”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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